最近各界聚焦勞工薪資過低問題，也有若干企業主動響應政府加薪之號召，這是值得樂觀看待的發展。但與此同時，也傳出了一些激進的聲音，例如指責勞工長期未加薪是因為「老闆賺錢不想與員工分享」，乃至要求修法強制企業「不加薪就加稅」，或在「科專」計畫評比時把員工加薪列為參考。這些見解，把加薪簡化為老闆與員工「爭大餅」的鬥爭，完全忽略了國際間的勞工競爭問題。促成加薪誠然是必要的方向，但若過度流於「民粹」，則有害無益。
讓我們先正名，了解「薪資」是什麼。在一個自由經濟的社會，薪資一定是勞動市場上由「勞動供給」與「勞動需求」兩方面所共同決定的。過去十幾年，台灣由於少子化等因素，勞動供給沒有明顯增加，許多基層勞力工作則由工資低廉的外籍勞工取代；因此，勞工薪資未能成長，應該是肇因於比較專精的勞動力需求不足。
然而，為什麼台灣廠商的勞動需求會不足呢？追根究柢，當然與台灣企業的全球競爭力有關。如果台灣的企業，家家都像台積電、聯發科、大立光、捷安特那樣具有卓越的全球競爭力，則企業不論在研發、業務、財會、生產方面，都會有極大的勞動需求，這些企業的勞工薪資也一定會水漲船高。但是，如果企業的生產沒有創新、沒有特色，在全球競爭的環境下，其所聘用的是沒有特色、且很容易被他人取代的本土勞工，薪資就會因為國際競爭力低而壓低，甚至向工資低廉的國家（如越南、馬來西亞、中國大陸）看齊。
因此，台灣當前的薪資凍漲，可以說是多年來因為「有特色」的創新性產業比率太低，以致其勞工需求不足；換個說法，也可以說是大多數沒有特色企業面臨全球化跨國勞工競爭的結果。台灣人薪資十五年不漲，大家都很憂慮；但是我們必須要了解：那是市場經濟運作的結果，一味責怪企業家或是搞民粹手法，並沒有實質幫助。
基本上，全球化形塑了一套「外部邏輯」，逼著各國依循這個邏輯走。例如，資本家全球到處可以設工廠，可以外包勞務；這項外部邏輯，逼得國內勞工很難向資方爭權益。全球各國都希望用優惠條件爭取資本家來設廠，這個外部邏輯也逼得各國政府拚命降資本家的稅，以求留住他們。簡言之，外部邏輯太強了，往往會壓迫各國的內部邏輯。
如果國內的民粹氛圍硬逼著企業主加薪，結果將如何？我們內部的民粹壓力，能夠扭轉前述企業特色創新不足、國際競爭力不夠的外部事實嗎？恐怕不然。在民粹壓力下，企業主也許可以忍受小幅加薪，但資本家絕不可能讓這類「被內部邏輯逼得加薪」的事成為常態。企業運作背後最大的動力，絕對是業主「逐利」的欲望。逼著企業家分紅，和逼他們繳稅一樣，都是要他們「賺一百吐出二十、三十」。如果政府逼資本家繳稅他們會出走，那麼為什麼逼資本家給員工加薪他們就不會出走？
全球化，就是指全世界形成一個大市場。而所謂全球化的外部邏輯，就是指全世界無所不在的市場機能，亦即所謂「世界是平的」。市場運作最重要的啟示，就是微小個人或微小國家很難獨自抗拒市場。微小個體最佳的因應之道，就是要嘗試「隨順而轉」：我們一方面順著市場機能因應，另一方面也在因應之時安排種種轉變與對策，尤其要營造創新和升級的機遇。
電影「白宮夜未眠」中有句精彩對話，大意是說：政客通常不解決問題，只激起焦慮，然後，把焦慮的責任推給對手或第三者。「勞工沒加薪是因為資本家獨吞了利潤」這句話，與白宮夜未眠的台詞其實有些相似。政客激起焦慮之後，資本家是否出走、企業科專研發會不會受到扭曲，政客都不會對後果負責的。如果台灣政治人物與決策官員的思路就只是掀起民粹或迎合民粹，那麼台灣今天的低薪與低成長困境，也就不必感到意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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